“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古人总是“比德以玉”。在今人看来，玉器虽然告别了“巫玉”的神秘和“王玉”的尊贵，但它依然是人们珍爱的装饰品和首选的辟邪物，它象征着安全、幸福、和谐。在北京奥运会的奖牌中，也融入了玉元素，足见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故在玉界泰斗、文博大家杨伯达先生看来，玉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敝人对上万年玉文化的悠久历史颇为感兴趣，怀着对“玉德”的无比敬仰之情，经友人引荐，敝人结识杨伯达先生，并聆听他与玉结缘的如玉人生，有感于他那献身文博，如痴如迷的探索、研究玉文化的精神，故作本文，聊以记之，以示对先生的尊重。

    出国考察 结缘文博 “哈哈，谢谢您刚才的美誉。我看到你采访叶佩兰的文章，正如叶佩兰所说，我们这一代故宫人可以说都是故宫培养起来的人。”杨伯达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传说中玉界泰斗杨伯达？看着他那神情朗达的样子，我不由松一口气，先前担心杨先生年纪过大未必能接受笔者长时间访谈的担忧一扫而空。杨伯达先生留着长发，脸色红润，看不出已是八旬开外的人，作为文博大家他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用平缓的语气细说了他那如玉人生的经历……“我是在1956年4月到故宫，当时我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副主任、支部书记，属于平级调动。

    叶佩兰是高中毕业分配进来的，当时他们那批人来了十几个人，起点不一样的，我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而他们是从头学起。”他说。 念了四所大学才完成学业，这就是杨伯达曲折的求学经历。因为战争的原因、区域的转变和大学的合并，他在大学期间是一直处于游走的状态，四年的战争他一直是学员，并念了四所大学。第一所大学是山东大学；第二所是华中建设大学的文艺系，当时分四个大科目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和音乐，杨伯达是在美术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的黎滨洪先生是他的老师；第三所是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美术系，系主任是罗工柳和王式廓老师，艺术学院院长是光未燃，他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这都是解放前的大学。解放后他念的最后一所大学是华北大学美术系，他师从彦涵和魏田霖先生学美术史。一个学美术史的人怎么去研究博物馆学？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杨伯达笑着说，原来在他进故宫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博物馆了，他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东欧的美术史是什么样的，还曾经赴前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学习，亲眼看到一些重要的典型艺术品。

    以前，苏联和保加利亚的科技是走在中国前面的，他很幸运能有机会到这些国家学习，当时能出国的人是很少的，而且出国的态度不一样，有的就是去逛逛、开眼界或是镀金的，而他则是去学习，抓住这个机会认真的学习。换句话说，他是在无形中进入了一个博物馆的大课堂，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在前苏联的一个博物馆里，馆长正亲自接待中国学习团，他向参观者详细介绍了这个馆的历史规模和影响。接着一个讲解员仔细的讲解着每件陈列品的历史及艺术特征，他讲解的质量是很高的，如果参观者有疑问的话，可以打断他的话请翻译转述并解答。后来得悉这个讲解员是博士，参观者感到很震惊。一个中青年人拿着笔，快速的记录着，这个中青年便是杨伯达。他在苏联莫斯科参观了20多个博物馆，包括后来补上的普希金博物馆和彼得格勒博物馆，他记录了厚厚的一本笔记。他所记录主要有两点：一是看文艺复兴期的古文物和古希腊的古文物；第二个是看他们怎么去展览展示的。从此，杨伯达便开始与文博结缘。 扎身故宫 玉界泰斗 回忆起出国考察那段经历，杨伯达说，回国时有一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前途。考察团到了长春之后，他们没有直接回北京，团长要大家都下车，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等都安顿好了，团长宣布大家写总结，因为一般情况下，参观考察活动后当时是有很深感触的，但是回去后就写不出东西了。他们在长春大概住了十几天。杨伯达想自己是搞陈列的，于是把笔记整理、归纳了一下，写了一篇《苏联博物馆陈列介绍》的文章并发表。当时他29岁，只有7年的工龄。后来他还写了一篇《苏联工厂美术》发表在工人日报，后来他才知道，这篇文章是中苏友协转到工人日报的，而且连载了四次，中苏友协还写了一个编者按（推荐性质的），因为他有专业知识，哪些地方处理得好都有详细的介绍。因此，他在博物馆届就有了一小点名气，所以便有博物馆邀请他去做报告。所以说，在进故宫之前他已经有很多博物馆的经验。

    人一旦出名，各种各样的机会便随之而来。杨伯达拥有较丰富的博物馆经验，因此，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都争先请他去帮忙，但杨伯达考虑到自己不是学革命史或历史专业，没有长处，而且这些博物馆保密性太强，好多资料都不能用，没办法做工作，于是便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刚好这时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决定让杨伯达转到对外文化联合委员会，开展对外文化的工作，虽然他以前也接触过德国的展览，他的日文也还可以，但是英语和德语都不好，于是他自己便退居二线，让一个科长负责，后来就想离开工作室去故宫工作。 杨伯达已经有三个国家博物馆的调查工作经验，他又想去故宫工作，并且又懂中西美术史，在展览上还有点经验。有一次和故宫博物院吴院长见面，杨伯达问吴院长说要不要他到故宫工作，吴院长很高兴的说“欢迎欢迎”。

    就这样杨伯达就轻而易举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当副主任，而陈列部主任便是大文学家唐然教授。杨伯达学的是美术史，所以对文物不是很熟悉，在进来故宫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要转行了，只是以为做与美术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另外延伸的一些东西，后来才知道要改行做文物。可以这么说，当时他对文物是一窍不通的，文物学和美术史是完全不同的，专业跨度太大，这使他倍感压力，况且吴院长又很器重他，他觉得自己不能不讲义气啊。所以就决定留下来好好学习，当时故宫人都没有接触到国外的新兴事物， 眼界很窄，因此他就决定不再留恋过去，重新转行做文物。 诚然，人的成功是带有偶然性的，但是必须还要有充分的准备和擅于捉住机会的敏锐与果敢。刚来故宫不久，幸运之神即降临到杨伯达的头上，这使得他与玉器结缘。故宫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吴院长决定了三个人：一个是杨伯达，另外两个是故宫的老研究员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他们三个一起工作，取长补短。因为要给玉器分级别，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看了一万多件清代的玉器，这差不多是故宫的三分之一。清代玉器是什么样的，故宫里记录的年代不准确，但两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艺术经验，就这样一天看三四十件，慢慢的杨伯达也就懂了，他也开始提意见。所谓“实践出真知”，杨伯达已经能辨别出这件作品的年代、玉质和做工。这虽然是一次学习，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艺术真是包罗万象，从古到今，杨伯达学到很多的历史知识。在文物方面他很尊重基层的意见，因为基层的老故宫人有着几十年的经验。杨伯达是个善学习的人，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他慢慢的提高，他还很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渐渐的他成为玉器鉴定界的权威专家、泰斗，并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